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
(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
(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當著紅軍占領遵義以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 、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 都參加。會議經過三天，作出了自己的決議。
一、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 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只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于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后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檢閱反對敵人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的錯誤。擴大會議認為四次“圍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決議——粉碎帝國主義國 民 黨五次“圍剿”的決議是正確的。政治局擴大會反對博古同志的報告，這個報告客觀上是在說明不能勝利的保衛蘇區來粉碎五次“圍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觀的——帝國主義對于國 民 黨的幫助，白區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斗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等等，沒有顯著的把我們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到這些原因中的應有的高度。(當然在博古同志的報告中也說了主觀的指揮上的錯誤，當然也不曾明顯的把這個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這在客觀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是企圖掩蓋指揮上的錯誤的，是不能得到教訓的。
擴大會議認為我們沒有勝利的保衛中區來粉碎五次“圍剿”的原因，除了許多客觀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的。擴大會議認為當時黨的總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一切在蘇區內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須獎勵的。但是正因為國內戰爭中 軍事指揮是黨的總的政治路線的一個主要的部分，我們黨正是由于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擴大會議認為蔣介石在五次“圍剿”中沒有完全成功，主力紅軍非但沖出重圍，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躍著發展著。相反的在軍事的力量上來說，經過五次“圍剿”的一年半的血戰，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是削 弱了。
擴大會議認為中國蘇維埃運動決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發展的。幾個蘇區紅軍的勝利，中央紅軍的活躍，以及反帝運動的高漲與國 民 黨統治下的全國經濟的破產。中國蘇維埃運動有著濃厚的歷史的泉源，中國蘇維埃運動與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為什么說軍事指揮上基本上是錯誤的?(把五次“圍剿”起至西征到遵義分成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粉碎四次“圍剿”以后到朋口戰爭及與十九路軍訂定作戰協定以前。這個時期，首先在東黃陂 戰爭勝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圍剿”)，因為當時對于勝利的估計不足，把紅軍主力停留在北線上一個短時期，以后向著閩江活動來開辟東戰場是對的，朋口戰爭勝利了，這都是對的。這個時期一般的是指揮正確的，但是極 大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只有三軍團與東線原有較弱的兵團與十九路軍決戰，如果那個時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們在東方戰線上的勝利，必然遠過于當時所獲得的。第二個時期——從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起，到十九路軍的失敗與敵人占領軍事要點——黎川。
這個時期黨中央決定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軍事指揮上并沒適應政治上的要求，當時我們非但沒有出建黎泰去側擊向延平前進的蔣軍，反而把紅軍主力向著贛江活動，等到后來洛甫同志(他是軍委的委員)知道而提出反對時，再把紅軍向東到永安、沙縣時，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經改變了。而使蔣介石把東方戰線在自己的掌握中組成積極的進攻蘇區的戰線。同時在個別指揮員的貽誤之下失守黎川。政治局擴大會認為這個時期，如果我們在軍事上能夠正確的指揮，那末我們 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圍剿”，國內形勢將成另外一個局面，而有利于革命運 動蘇維埃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時期——從十九路軍失敗以后的廣昌戰斗主力紅軍出發西征時。這一時期是五次“圍剿”戰爭中最殘酷的戰斗的時期，敵人用最大兵力壓迫我們于蘇區內部。同時，我們嚴重的指揮上的錯誤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不去盡力尋求運動戰與敵人翼側的活 動，而采取陣地式的與敵人堡壘對峙的戰略戰術，發明以“ 赤色堡壘”來抗阻敵人。在赤色堡壘與敵人堡壘對峙之下，用所謂有名的“ 短促突擊”戰術來作戰。
這個戰術拒絕了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戰術，放棄了外翼側的活動。結果蘇區邊界上到處造了宮殿式的堡壘(當然不是說個別的必要地區的堡壘是不要的)，我們依靠這些堡壘和工事與敵人對抗。
這個戰術完全暴露我們的主力，完全在敵人面前暴露我們的弱點，使敵人的飛機大炮能夠按照一定目標的配合步兵師團向我們進攻。結果，我們與敵人只是拚“消耗”(這對我們是不利的)，許多赤色堡壘被毀于飛機大炮，一些被敵人占領來作為進攻蘇區的軍事據點。“短促突擊”的戰術，使我們不能獲得運動戰中應能獲得的勝利(龍崗戰斗)，使我們在敵人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極 大的損失。在敵人以幾倍于我們力量向我進攻時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壘地帶(建泰廣昌)。
“短促突擊”在廣昌戰斗、三溪圩戰斗、太陽嶂戰斗、石城戰斗，以及退出蘇區時的許多戰斗中，紅軍的有生力量受到極 大的損失。每次戰役總是死傷二三千，三軍團在一個短時期中全軍團的老的連長完全死傷。即使在將要西征出發的前兩天，軍委依然命令十三師在興國城市死守。
“短促突擊”的結果，使一九三三年紅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擴大來的十五萬以上(將近二十萬)的新戰士，除去因為政治工作的薄弱、動員擴大紅軍時工作上的錯誤而使一部減員以外，都在這個戰術之下損失了。第四個時期——開始西征起到黎平為止。這個時期在指揮上組織上一般是錯誤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復。
總括以上四個時期來看，當時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擴大會議認為當時軍事指揮上所采取的戰略是 單 純防御路線。這個戰略之政治來源，是由于對我們可以戰勝敵人的堡壘主義，沒有信心。這種單純防御路線實際就在：
1、拒絕運動戰與在敵人的翼側的活動。
2、企圖以赤色堡壘的消耗戰來保衛蘇區。(把不失去一寸蘇區土地的口號在戰術上機械的運用。)
3、敵人分六路進攻，我們也分兵抵御。這樣就不僅居于被動地位，而且使我們主力不集中，各個戰線上力量薄弱而處處受敵打擊。
如果否認五次戰爭中敵人戰略上的堡壘主義的特點，是錯誤的，但是誘敵深入的機會依然是有的，而且還不很少的。正因為我們采取的戰術是敵人一出動——三里五里——即對敵進攻，這樣使敵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壘。
在五次戰爭開始時敵人的堡壘還是十里一個十五里一個，因為我們的“短促突擊”的結果，使敵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離中筑上三五個堡壘。譬如：龍崗戰斗，敵人才伸出五里路，我們即出擊，暴露了紅軍主力所在，使敵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壘的據點，結果可以大勝的戰斗，只能俘獲一營敵人。這種類似的戰役不能勝數。所有軍團首長在擴大會上舉出許多戰役的例子都是犯著這個錯誤。
他們說：“在這個戰役中得到的軍委命令，在出發以前，已經明知是勞而無功，但是只有服從命令。”即在退出蘇區以前不久之東方戰線上打擊李延年縱隊之溫坊戰斗 ，是極 大的勝利(俘獲人槍千余)，但是這個勝利的獲得，正是由于一軍團首長不照軍委命令 — — 死守溫坊來打擊敵人 — — 而自動的進行機動，從溫坊退進蘇區二十里路(可是他們恐軍委的責備而兩天兩晚睡不著覺)，才能使敵人大膽前進，遠離堡壘，而給以打擊。至于后一時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軍團之抗日先遣隊北上外，其他在敵人翼側后方的活動，完全沒有。
至于以赤色堡壘來對抗敵人的堡壘主義，這種“拚消耗”的戰斗，誰都明白在今天我們所處的地位，運用了的時候是極端不利的。分兵抵御的辦法，不僅使我們完全居于被動地位，常被某一戰線上的敵人佯攻吸引紅軍力量，而在其他戰線上進行強攻，不僅使紅軍部隊疲于奔跑，而受到不應有的損失，而且不合目前國內戰爭紅軍處于內線作戰，必須集中主力—— 集中優勢兵力去打擊敵人的弱點——來各個擊破敵人的分進合擊的原則的。因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許多戰役不能得到應有的勝利。就是溫坊戰斗以后，敵人的兩個師迅速的增援——繼續冒險前進——因為我們的其他軍團沒有集中，不曾取得繼續的可能的勝利。這種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至于各軍團——尤其是一、三軍團的首長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議和電報，以及每個戰役的“戰斗詳報”，提出他們的作戰意見，可惜完全沒有被采納。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李、博、周三同志，而李、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擴大會議指出黨內對于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動搖、悲觀、失望的分子，與前進的布爾什維克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擴大會議指出反對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時，必須堅決的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李德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
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并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華夫同志的名字(華夫即李德名，常用此名在軍委刊物 《 革命與戰爭 》 上發表許多文章，特別是“短促突擊”的文章)。在團以上的干部會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決議發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布決議。在一切會議中對于政治局擴大會決議是積極的擁護的。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