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對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黨史乃至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黨內外都已經形成了廣泛共識。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明確認定了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的偉大功績。但對這次回憶到底留給我們哪些寶貴的精神財富？或者更具體地說，如何表述遵義會議精神？黨史界、學術界討論熱烈，見仁見智。如今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有了明確的表述，唯獨遵義會議精神表述尚無定論，各界都希望盡早有一個統一的概括。綜合今年國內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依據“忠于史實、激勵當代、啟迪未來”的原則，當前應當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和務求必勝等二十字精神。
首先應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實事求是的精神。遵義會議堪稱實事求是的歷史典范，無論是對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歷史總結，還是對紅軍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謀劃，亦或是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和對被錯誤處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無不體現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早在大革命失敗后，在探索武裝反抗國 民 黨發動派的革命道路時，毛澤東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最早放棄攻打大城市，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把戰略退卻變成戰略進攻，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左”傾領導人堅持本本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拒不承認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偉大創造。雖然他們后來也不得不從大城市轉移到農村根據地，但仍然排斥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丟失了中央根據地，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遭致革命的重大損失。遵義會議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偉大勝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價換來的。湘江之戰后，到底是不顧嚴重敵情繼續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還是實事求是改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進軍？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實事求是，就能絕處逢身，化險為夷；反之，就可能大難臨頭，全軍覆沒。
今天，我們要繼續弘揚遵義會議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必須牢記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經驗教訓，努力使思想符合實際，主觀符合客觀，自覺把思想從不合事宜的觀念、做法和制度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教條式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說實話，鼓實勁，辦實事。比如，在對國情、省情、市情和縣情的認識上，就要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認定，首先承認“三個并存”的現實，即一部分現代工業同大量落后于現代化水平很遠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地區與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和科學技術與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較多的狀況同時存在。然后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扎扎實實推進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和小康建設進程。
第二，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的精神。毛澤東指出：“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從偶然性來看，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中斷了通訊聯系；從必然性來看，經過14年艱難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紅軍高級將領和黨的高級干部已經從實踐中懂得，要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走自己的路。作為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中國共產黨在它幼年時期得到過國際的許多幫助和正確指示；但毋庸諱言，共產國際及其派到中國來的同志，由于不了解中國情況也對中國革命有過不少錯誤指示，使我們遭受許多不應有的損失。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對如何看待共產國際指示作了科學的回答，并最早認識到“中國革命斗爭要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從遵義會議開始，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自身的重大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今天，我們要繼續弘揚遵義會議的獨立自主精神。首先，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于一切國際事務，我們都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不屈從于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不參加軍備競賽，不進行軍事擴張。我們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人，也決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我們。我們尊重世界的多樣化，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主張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主張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人民自己作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決。其次，在國內事務中，我們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是多種多樣的，每個國家都應當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探索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創造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二十多年來，在鄧 小 平理論的指引下，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盡管前進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還會有各種困難和風險，包括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來自國內的和來自國外的，經濟生活中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但是，無論什么困難和風險，都不能動搖我們的堅定信念，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地方各級黨委在思想上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則應根據省情市情特點，搞出自己的特色，走出獨特的路子來！
第三，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確立了自己的最高綱領和最 低綱領，始終堅定共產主義事業必勝的信念。正是由于有堅定的信仰和必勝的信念，所以才能歷經磨難而不垮，屢遭挫折而不散。遵義會議前夕，黨和紅軍陷入了極度危難之中：紅軍從長征初期的8.6萬人經過湘江戰役后銳減到不足3萬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敵軍圍追，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生存環境十分險惡，隨時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從黨的領導人到普通戰士，沒有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的中國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大家處變不驚，遇難不餒，認真總結失敗的教訓，積極尋找正確的道路。正因為如此，才使遵義會議得以召開，錯誤路線得以糾正，正確路線得以確立，從而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毛澤東同志在婁山關上寫下的豪邁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不畏艱辛、勇跨征程的鮮明寫照。長征是人的力量的贊歌，它告訴我們：即使面對生存絕境，只要有崇高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什么艱難險阻都能戰勝。一位老紅軍說過：當年我們靠什么克敵制勝？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視死如歸、前仆后繼的高尚情操，一句話，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我們面臨的困難還不少。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變局，面對國內各種深層次的矛盾，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有憂患意識；但首先要有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保持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和建設初期的那么一股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如今人們常常抱怨條件不好，困難太多。是的，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我們正在干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干過的偉大事業，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我們去一個個加以解決。但是，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同長征時期比一比，那時候有什么物質基礎，有什么基本條件。艱難困苦，玉汝于成。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靠堅定的信念，已經創造了一個長征的奇跡；21世紀我們靠堅定的信念，一定能再創造一個新長征的奇跡。
第四，要大力弘揚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遵義會議是我們黨在幼年時期依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沒有共產國際直接指導的情況下，自己解決自身重大軍事和組織問題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根據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取消了“左”傾錯誤領導人的指揮權，對思想上還未認識到錯誤的領導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態度。改變了過去對犯錯誤同志無情打擊、殘酷斗爭的做法。遵義會議是正確進行黨內斗爭的光輝典范，是體現黨內民主團結的光耀典范。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慘敗后，博古、李德受到紅軍指戰員的強烈指責，要求更換領導人的情緒明顯滋長，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血的事實教育下，逐漸改變態度。所謂“擔架上的陰謀”，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其他同志正常地交換意見，對黨的事業負責的表現。不是“非組織活動”，不是“陰謀詭計”，而屬于“個別醞釀”。遵義會議也是按照黨的“會議決定”的原則，集體討論和決定黨的重大事務。會議前后召開三四次，大家的意見發表得都比較充分。雖有尖銳的交鋒但沒有人身攻擊，雖有嚴厲的批評但沒有以勢壓人，就在作出決議（《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后，仍然允許一些同志保留意見。這是一次真正民主的會議，表明我們黨即使在幼年時期，對民主原則的奉行就是那么虔誠那么認真，無愧是一個按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這是一次真正團結的會議，這種團結不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二是經過明辨是非后思想認識上的團結統一。
黨的十六大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在我們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創建中國政治文明的今天，進一步弘揚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1942年，毛澤東曾經把遵義會議的民主團結精神運用到延安整風中，并提煉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1957年，毛澤東又把這種民主團結方法作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方法。可惜未能貫徹到底，以至后來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局部的和全局性錯誤。從這反面證明：黨內團結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黨內民主建設是一個現代政黨生死攸關的自身建設課題。我們一定要以保障黨員民主 權利的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從改革體制機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愿的黨內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