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征精神形成于遵義會議
沒有疑問，長征精神是在長征過程中形成的。但這種精神并不是長征一開始就具有的。
紅軍 轉兵貴州，旋即深入貴州腹地，向北進入遵義，大出蔣敵之意外。紅軍因此得以甩開緊追的敵軍，獲得一定時間在遵義進行休整，來解決紅軍迫在眉睫的軍事指揮和組織問題。
遵義會議召開，集中討論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及轉移西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上大多數(shù)人批評博古、李德脫離實際,錯誤估計敵我雙方的實際力量，對中國革命戰(zhàn)爭特點不了解。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主要是軍事指揮犯了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錯誤。會議最后作出了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委托周恩來同志為黨內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等決議。會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候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內的重大問題，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軍事指揮上的危害，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的重要轉折——停止了李德、博古對軍隊的領導，教條主義的軍事指揮被解除；隨著毛澤東同志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由擁有中國革命和戰(zhàn)爭實踐經驗，懂得中國革命和戰(zhàn)爭規(guī)律與特點的人，組成了黨和紅軍新的領導集體，新的黨的中 央 領 導集體開始形成；同時，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成為紅軍長征軍事行動正確的指導思想，黨在政治上從幼稚走向成熟。
今天回頭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遵義會議確實沒有對軍事行動的指導思想作出白紙黑字的明確決議，但實際上，遵義會議根本上解決了黨和紅軍行動的指導思想問題。這一點《遵義會議決議》中沒有直接用文字來說明，而是通過紅軍的行動，是用歷史事實來證明的：遵義會議實際上把長征分成了兩個階段，以及前后兩種不同的組織領導與指導思想，使長征顯示出兩種不同的面貌與結果。會前教條主義導致紙上談兵、被動挨打、瀕臨險境，轉移勝利無望；會后實事求是的軍事指揮則掌握了行動的主動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zhàn)略戰(zhàn)術，有意識地調動敵人，四渡赤水，避實擊虛，努力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引 領黨和紅軍突出重圍走向光明，完成了戰(zhàn)略大轉移，實現(xiàn)了北上到達抗日出發(fā)前線的目標，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征。
二、遵義會議對長征精神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1、關于遵義會議精神
說到遵義會議，不得不提到遵義會議精神。這里提“遵義會議精神”，不是當時會議主題、決議等具體內容本身，而是與遵義會議緊密聯(lián)系的、從今天歷史和哲學的高度對遵義會議的新的解讀，是對遵義會議所蘊含的中國革命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是關于遵義會議對今天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yè)所具有強大激勵和鼓舞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提煉。
2002年4月中共貴州省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時任省委書記的錢運錄同志在大會報告中將“遵義會議精神”作為鼓舞激勵貴州干部群眾改變貴州面貌，建設美好家園的強大精神動力提出來的。遵義市委遵義會議精神課題組將遵義會議精神歸納為：“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
2、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精神的關系及意義
遵義會議是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的背景、原因、內容和結果以及產生的影響，都和長征密切相關。可以說，沒有長征就沒有遵義會議。反過來，沒有遵義會議的正確抉擇，就沒有后來的長征，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成功。特殊的中國革命歷史和環(huán)境，催生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除“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外，遵義會議精神所包含的“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和“務求必勝”的精神，無一不是長征精神的重要構成內容。井岡山精神誕生于羅霄山脈的井岡山根據(jù)地，延安精神孕育于延安革命根據(jù)地，西柏坡精神唱響于河北西柏坡……眾多紅色精神都有自己的植根之處。而筆者以為，紅軍鐵流兩萬五千里，在長達兩年、橫跨十一個省(區(qū))的廣闊時間空間里凝練而成的長征精神，同遵義會議精神血脈相連，它是形成于遵義會議，植根于遵義的！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真正意義上的長征及其精神，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及遵義會議確立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同長征及長征精神緊緊地連在一起，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座豐碑！它對于今天黨所領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三 個 代 表”重要思想，樹立科學發(fā)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堅持繼承和發(fā)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與時俱進，不斷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