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中的遵義人中，李小俠是最該記憶的，她為紅軍中的遵義人爭了光，也是紅軍高層贊賞有加的遵義人。
李小俠，世居遵義市人，1931年考取縣女中，在余正邦、謝樹中等老師影響下，讀了許多馬列和紅色書籍，對婦女解放充滿激情。后來，又在地下黨員周司和幫助下，積極投身革命，成為“紅軍之友社”的關鍵人物之一。
一個女紅軍把她拉到一條矮凳上坐著問：“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小俠，本城人，住縣門口。”“多大年紀，讀過書嗎？”
“十七歲，本地女中畢業。”
“你看見過女兵嗎？想當兵嗎？”
“從來沒看見過，我也想當你們的女兵。”“當女兵苦得很呢。”
“我不怕苦，我在家里還不是同樣苦。”
萬人大會成立縣政權時，她被選舉為婦女委員，是遵義女人中的唯 一代表，因此，鄧 小 平主編的《紅星》報記載了她，陳云同志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也寫到她，鄧穎超、李伯釗等老革命在解放后還記得她，1985年,楊尚昆、李伯釗夫婦來遵義時，還專門接見了她。
紅軍要離開遵義時，領導要李小俠召開動員會，摸摸底。
她把社員們全部召集攏，說明了情況，沒有一人吭聲。她又高喊：“愿跟著紅軍走的人舉起手來！”竟無一人舉手。
李小俠急死了。又一個個的問，都說不能走。她發脾氣了，大聲說：“這是革命，不是請客！你們既不愿走，為什么要來登記，要來白吃這么多天的飯？”大家仍不吭聲。經再三詢問，有個別的才說：“我以為紅軍永遠駐在這兒，不走了，我才來參加的。如要我跟著走的話，爹媽會急死的。我不敢走。”她又氣又急地說：“你們不走，就是剩我一個，我也要跟著走。”接著李小俠又說：“不愿走的，都出去！”結果，大家真的走出了屋，把她急得坐到一條凳子上，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
鄧穎超大姐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跑來問她為啥哭，李小俠邊哭邊訴說了原委。鄧又問她個人走不走？她回答：“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跟你們去的。”鄧說：“小俠妹，你是遵義出色的女代表，我們歡迎你。那些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最 好不要，要了對革命反而不利。你快回去與你父母告別，回轉總政治部來，說不定我們今夜馬上走。越快越好。”這樣，李小俠參加了紅軍，離開了遵義。
二進遵義時，李小俠才知道自己參加紅軍后，父母被抓，慘死于敵手。
她向總政治部首長們哭訴，李伯釗大姐勸慰說：“血債要用血來還，你要牢牢記下這筆血債！”她又連走了好幾個女同學家，每家都是關門套鎖，空無一人。
后來，李小俠按組織意見，留下來參加黔北游擊隊，作隊長王有發的助手。在嚴酷的斗爭中，王有發壯烈犧牲了，李小俠和何恩余、謝樹中、任移等隱蔽了下來。但是，住了不幾天，不好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到處都貼有通緝令，懸重賞捉拿李小俠——使得這個急性子人忐忑不安起來。最后不得已，她在湄潭縣魚泉與小學校長詹朝儀結了婚，以教書為掩護，繼續為黨工作。直到1949年湄潭解放，縣委張軍直同志來信要她去湄潭縣婦聯擔任工作，可因那時土匪猖獗，副縣長何恩余對李小俠說,剿匪是當務之急,要她擔負剿匪聯絡任務。
她給黨做了一些工作，黨沒有忘記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為她落實了政策，把她安排到遵義市政協當常委，駐會，安度晚年。
